《一九四二》：成功的再创造

冯小刚原本被看成市场虽大但艺术品级不高的导演，其“贺岁片”不过是电影的电视剧化甚至晚会小品的银幕呈现。《一九四二》上映，这位曾经的娱乐艺人终于推出了一部风格苍凉、眼界阔大、满怀悲悯的震撼人心之作。

刘震云的小说原著《温故一九四二》作为小说显得很另类，它无意讲述完整的故事，也不塑造鲜活的人物，只以零碎地追索故乡遭灾往事作为小说脉络，被称为“调查体小说”。小说中大段充斥的是分析、推导、议论和资料引用等难以诉诸于视觉的内容，情节显得相当稀薄，这样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适合改编为对故事性要求较高的电影。当然，对于着重艺术探索的非商业电影来说也有先例，比如《陈凯歌》的名作《黄土地》即改编自柯蓝的一篇散文。然而时势迁移，即便冯小刚有心，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已不复对探索电影的支持。

《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其实是在小说基础上的另起炉灶。刘震云的文学风格原本冷峻，擅长以不动声色、漫不经心的笔调来讲述现实的残酷与荒谬；经过为电影界撰写剧本的多年历练，他已将小说家和优秀编剧集于一身，对电影所需要的和文学不同的质素把握得得心应手。电影《一九四二》将小说中悠缓的入题文字以几句旁白交代，迅即以新编的饥民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吃大户”开篇，紧张的冲突立即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影片以饥民逃荒和各方反应两条线索展开，饥民中又设计了地主和农民两个生活层面，各方反应则拉出官场、新闻界和宗教界等几条线索。片中人物不再是小说里后人追忆中模糊的面影，不但赋予了他们个性化的语言行动，而且遵照“典型”论的要求，扩大了人物形象的概括力，引发观众对国民性的思考。

然而《一九四二》又不全是《温故一九四二》的“故事新编”，影片保留了小说原著的基色。有人诟病该片整体情节还是有点松散，两条主线和主线下的叙事板块有些游离。其实这就是原著的散文随笔风貌，也是改编的高明之处：影片以局部的紧凑和整体上的松散，既保证扣人心弦的观赏性，又将表现范围扩大至全景式。另外，影片中不时出现的引发观众苦笑和思考的反讽，也是标准的刘氏文风。可以说，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从文学到电影的再创造。

《白鹿原》：电影与文学的落差

相对于《一九四二》，电影《白鹿原》让人心情复杂。陈忠实的小说原著已成为当代小说经典，在一代读者心中烙下深深印记，其曲折跌宕、极富场面感的故事，鲜明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集中于人物外部行为描写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都非常适合电影呈现。这样一部文学基础极好、与电影“通约性”很大的小说，人们有理由期待能转化为银幕上恢宏绚烂的历史画卷。

然而，经过了审查和电影篇幅双重限制的影片《白鹿原》给人更多的是失望。出于篇幅限制，影片只能截取原著的部分内容。以田小娥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白、鹿两家恩怨，折射出历史风云，当然不及原著以白、鹿两家恩怨为主线雄浑大气。又因为市场考虑，影片对田小娥的突出几乎是无原则的，她和几个男人的情色故事成为影片的主体，“红颜薄命”的感叹替换了原著中“历史的阵痛”，如此改造后内涵被大大削弱。

就人物塑造来说，小说《白鹿原》描写田小娥，先浓墨重彩地描绘她的妩媚和“淫荡”，并以乡村舆论来强化读者对她的这一印象；直到她被鹿三杀死后，通过鹿三鬼魂附体时声声哀告控诉：“ 我没偷旁人的一朵棉花，没扯别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以及白孝文发现其尸首时“一只雪白的蛾子在翩翩飞动，忽隐忽现，绕着油灯的火焰，飘飘闪闪”等描写，隐晦曲折地表现出田小娥受侮辱、受损害的实际遭遇和作者的同情，给读者以极大的内心震荡；而影片中正面而又平面的展现，比之原著失色太多。

因为篇幅不足，白嘉轩这位儒家人格的化身，鹿子霖这种乡村人精，影片中因为疏于表现他们性格与行为的历史文化根由，都失去了原著中的立体丰满。影片也有书写“乡土史诗”的雄心，但只以一望无际的麦浪及未能溶于剧情的秦腔演唱等来表现，也失之表面化。影片开篇一干农民貌似身手娴熟、细看还是有些生疏笨拙地收割庄稼，就是该片的一个象征：制作者改编、驾驭这样一个题材力不从心。这是电影作者和小说作者之间水平的落差，可能也是当前文学积淀和电影积淀之间厚度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