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不能承受的历史之重

——关于《知青》的是是非非

 谢轶群

44年前，一个名叫郭路生（后来的诗人食指）的高中毕业生带着锥心的疼痛，写下了如下诗句描述他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时与母亲骨肉分离的心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44年后，一部就叫《知青》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一集里，衣着簇新的男女知青们欢天喜地、旅游般高呼着“北大荒，我们来了！”来到了下放地。

这部45集的电视连续剧已经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如果不是“题材敏感性”而导致的言论控制，这部剧集的反响肯定不止目前的规模和强度。这样说，并不在于该剧有着怎样高超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而是一个涉及整整一代人命运的历史事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曾以“知青文学”热闹一时之后，本世纪以来似乎走向了某种情理之外的沉寂，由于《知青》在国家级传媒上出人意料的推出，让对此有不同体验和认识的人们有了重新予以公开言说的契机，理应出现话语井喷。

时光荏苒，转眼间“知识青年”已成“历史题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市场趣味和某种现实需要，历史剧的高度繁荣有目共睹，但又由于对“以史鉴今”史学功能的忌惮，这些历史剧选材多集中在与现实疏离的封建社会时段；也有一些年代并不久远的“红色经典”剧，在制作编排上也自觉地切断现实反思。像《知青》这样绝大多数历史当事人还健在的题材，是一个需要反复考量、顾虑重重、难于表现的对象。

《知青》由当年在“知青文学”中成名的著名作家梁晓声编剧，播出后梁晓声就成为该剧最受关注的“发言人”，为之反复阐述制作理念，这是编剧这个影视行业中虽然重要、却并不炫目的工种难得的风光。知青出身的梁晓声在无数次媒体采访中频频声称要“全景式再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此，该剧舍弃了有一个核心故事以及快节奏等更具观赏性的手法，而采用“散点透视”和缓慢推进剧情来更大范围、更为细腻地展现那段逝去不久的历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太复杂、太沉重的课题，牵连着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家庭和一代人的命运，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剧集，其艺术作品的属性反而退居次要，剧中透出的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本应属于艺术之外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内容——反而居于评论的话语中心。以梁晓声为代表的制作者十分清楚，这是一部要经受知青、社会、国家重重挑剔的作品；在尽量表达自己的思想理念之外，对各种可能的反应事先必须考虑周详、予以调和整合。

熟悉《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作品的人都知道，梁晓声是一个具有英雄情结的作家，虽然我们没有读到剧本，也可以看出《知青》和梁氏文风相当合拍。色泽浓烈的广袤原野，军队行进般的收割机，奔驰的列车，频繁出现的仰拍画面，都在表现一种无言的壮烈。这种基调反映的是后来人生成功的知青的主流意识：上山下乡是难得的历练，是知青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是值得今天年轻一代汲取营养的历史财富。这种意识很自然地导向部分知青的宣言——青春无悔。《知青》主题歌曰：“绚丽的青春之浆，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磨练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我们用歌声唱响心中的永远”。虽然歌词中也有“苍茫岁月”、“晶莹泪光”等暧昧词句，“青春无悔”的立意和宣告已再次清晰凸显。

“青春无悔”在包括当年知青在内的社会上争议剧烈，最难回答的反诘莫过于：“既然无悔，为何要回城？既然上山下乡如此有收获，为何不把你们的孩子再送去农村种田？”自1968年大规模展开的对初高中毕业生的“下放”，决定了一代人的人生走向，可绝不是“受到了锻炼”这么简单。有识者可以看出，是否参与上山下乡，知青其实并无选择权——既然无从选择，谈何悔否？它实际上表达的是“青春无怨”。首集片头将复杂的知青下乡背景简化为“响应国家号召”一句话，也是赋予“无怨”一种崇高感，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宣示未免苍白。

有识者又可以冷静分析出，《知青》依然强调的“青春无悔”，并非真的是被剥夺学习机会、城市生活和正常青春后还如此愚不可及，这个口号其实包含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到中老年的怀旧情绪对过往的美化，在时间帘幕后变得朦胧的青春总是美好的；二是自尊，老知青们无法承认自己的青春做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三是心理慰抚，是无可奈何中的自我安慰；四是少数人中存在的一种近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思想情感依然受制于当年情境。真正为当年的“战天斗地”而衷心自豪、满足、“无怨无悔”者，毕竟是少数。

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梁晓声们坚信自己青春的价值，要通过《知青》来表现自己的“青春之浆”展开的“人生风帆”，甚至要将其作为训导今天年轻人要有“理想主义”的资源，就只能在剧中回避一些铁打的历史事实，比如知青作家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列述的兵团知青饱受欺凌的大量血泪案例；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知青发起的以命相拼的轰轰烈烈的“返城运动”，本是知青命运的转折点，是整个知青运动史的重要篇章，在宣称要“全景式”展现知青历史图景的《知青》中却讳莫如深、一字不提。而在一些非根本性的事件和细节上，该剧的确没有浪漫化，也时时透出沉重、压抑气息。这既是真实的历史呈现，也是对可能出现的指责的应对。像开篇的场景，初到北大荒的知青们既欢呼，又淋雨，这种象征性就是明显的调和。

然而在“无怨无悔”的整体立意下，对该剧最集中的指责，必然还是片子“美化”了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这并非全在于制作者们的认识、情感偏差，有可能我们低估了梁晓声们的反思能力；必须看到，这是一个与现实牵连十分紧密的题材，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甚至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在国家意志许可的范围内运行。

梁晓声说希望通过该剧扭转年轻人以为知青生活就是青年男女在农村捣蛋、恋爱的印象，而让他们知道知青真实的劳作、奉献与精神状况，那么按照一个成熟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维能力，他应该知道还应深入到历史反思与批判的层面（在其一些小说、散文著作中事实上也部分地做到了）；然而，作为因为最大众化、受众最多而最受警惕的艺术样式——电视剧，在当前充分展现这些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希望人们遗忘大于希望人们铭记的很多往事，会随着这一题材勾连而出；它能拍摄、播出，跟知青一代开始主导社会、有点乐于展现青春经历有关，而不可能有多大的自由空间。

因为当时那极其浓郁的政治氛围，《知青》无法回避那个时代的不少符号式语言和场景；然而，大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的气息，在剧中相当稀薄。就像很多知青观众指出的那样：很多知青对文革和知青运动认识的分水岭——林彪事件，剧中彻底消失。无数次呼喊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逆转到“批林批孔”的政治学习，这种上层政治剧变可绝不是知青生涯中的浪花，而是真正导致了很多知青对政治和社会认识的惊醒与飞跃。知青的心路历程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段却在剧中无影无踪，和回避表现知青返城运动一样，对作品品质的伤害不言而喻。

“电视剧是妥协的艺术”。《知青》中的激情、温暖是梁晓声这种后来发达的知青的体会，《知青》中的沉重是对从此人生黯淡的知青及其家庭的必要交代，《知青》中对重要现象、事件的回避和批判锋芒不显是国家意志的要求，重重妥协、调和后，一个重要的视角却缺失了——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共始终的农民的视角。

十年前，一位叫黎学文的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在《书屋》杂志发表了一篇《冷眼看知青》。“冷眼”之下，知青的悲情与崇高全被解构。文中说： “这些所谓的知青作家们，其实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那苦闷的岁月被烧死，整死，自杀乃至神秘地失踪；他们也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无数女知青，为了仅仅是能回城当个街道工人，就把洁白的肉体躺到村支书肮脏的床上；他们更是忘记了他们在乡村的种种恶行，从偷鸡摸狗到大规模斗殴，从欺骗农家女到遗弃自己的婴儿——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两本真实的《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和《知青犯罪史》，做一点发自良心的忏悔，告诉后人和历史：我们并不是那么干净？！”

“愤青”作者还写道：“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将其在农村的滚爬摸打掌握到的、而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中无法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和各类社会关系网络知识，运用于社会‘寻租’机会的获得，在混迹于政界商界及各行业的过程中，于体制漏洞和改革缝隙中赚取了大量的生存资源，成为经济浪潮中一拨又一拨的暴富者和既得利益者”。

农家子弟冷眼下的知青，让《知青》情何以堪？

沉重的知青历史，远不是一部电视剧所能承载；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的真正复原与省察，在深层次上也许还未开始。

（本文系《中国改革》杂志约稿，刊于该杂志今年8月号，刊发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