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融汇与文化弥合

——读王新《诗、画、乐的融通》

谢轶群

“人类用知识划分出了许多界限，又用智慧来弥合它。”读到王新的著作《诗、画、乐的融通——多维视阈下的艺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时，我立即想起了这句名言。到今天，人类的知识总量之大，远非“汗牛充栋”所能形容，任何一个学科、甚至一个课题，都足以耗去一个人的毕生精力。由此，学者们一方面接受了历史的发展阶段给自己的定位，埋头于壁垒森严的“专业”治学，而不复有对知识、文化、思想进行融通、弥合的野心；另一方面，心中又不时涌现着打通学科分类与专业界限、宏观而综合地把握学术与文化的梦想。此书可以看成一位青年学者在学科融汇与文化弥合上的努力。

王新家学渊源又师从多门，从湖南到云南、上海的游学，学成后再回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执教的历程，以及对各地文博馆院的不断踏访，践行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这部《诗、乐、画的融通——多维视阈下的艺术研究》是他历年勤勉多思的一个阶段性结晶。全书分为“造型艺术的看、听、摸”、“思想史视野里的当代中国艺术流变”、“新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德国学派’研究”三编，将研究对象放在中西文化比较和思想史的宏大背景上，以精微的艺术感受力和开阔的学术眼界在文学、美术、音乐和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游走，着眼于浩瀚的古今中外文化艺术思潮流变，着手于千姿百态、变化万端的各艺术门类作品和创作现象，严谨的学术语言和灵动的文学语言相交织，流露着胸怀自信者对学术分科与学院要求的一种不动声色的漠视。

这本书中最令人钦佩的，是其从技术、细节上对艺术的研究，也即建立在体察艺术创造本身基础上的真切研判。艺术研究现状上有着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出身于非艺术科班的学者在这个领域易于崭露头角，因为艺术专业学子们文化功底的贫薄，日后能具备较高文化理论素养、胜任学术研究者太少，知名艺术研究学者多来自与艺术邻近的文学学科。这一现象的一大弊端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缺乏切肤之亲，长于文化阐释而短于技艺、文本分析。同是由文学门类进入艺术学研究（王新本科修业新闻），作者却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实践甘苦体察。尤其在第一编和第三编，能深入创作内部各种微妙情形的精彩论述不甚枚举。就其对美术的多维视角研究，该书序者王洪义教授赞叹，从关注实践的角度，它补充了忽视技术的研究薄弱环节；从关注理论的角度，它又突破了画家们仅凭借个人经验来研究的局限。在认知与审美、研究与创作日益分离的今天，这种全面把握的融汇沟通能力难能可贵。

因为近年在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上倾注过不少精力，我对该书第二编“思想史视野里的中国当代艺术流变”格外关注。在审慎地寻找艺术与思想的结合点之后，王新把回归世俗、标举人道、理性意识与诗性追求共生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又以社会意识强化、市场意识萌生、民族主义高涨和民主意识升温来概括九十年代先后发生的社会思潮。这种透视和归纳很有其敏锐和利落之处，在阐述艺术界在上述思潮中的表现时，总体上也很妥贴和精辟。想与作者商榷的是，这种描述和阐释对19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文化的规模、影响和内质是否有所忽视？尤其是把1997到2000年的社会思潮和艺术文化聚焦于民主意识，是否有过于着眼精英文化之嫌？商业性大众文化挤压精英艺术，后者的退守、妥协与边缘化毕竟是不争的事实。从文艺现象和作品个案上说，作者如承认1990年代从《渴望》、《过把瘾》到《雍正王朝》的电视肥皂剧的覆盖面和吞噬力，便可感受到少数精英艺术家的“民主诉求”实在不成气候。

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公认的“重心下移”现象。在论述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艺术嬗变时，王新把这一时段的重心下移概括为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思想话语由宏大叙事转变为个人叙事、公共空间转变为各自为政的“割据”圈子。这是从文人定位、作品内核、文化生态三方面做出的精准概括，却也和他对九十年代末思想状况和艺术状况的判断形成了矛盾。

王新还很年轻，他的未来非如我者敢于断言。最后不想说“静候更多更好著作”的套话，这种激励很容易变成催促，而人文研究更需要的是宽松、从容和沉潜。

(本文系为纸媒供稿，说好篇幅1500字左右，故未能充分展开；更多心得和意见，留到餐馆和茶室里对作者当面发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