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佤山》：一部意深虑周、丰满立体的佳作

谢轶群

看完故事片《阿佤山》，有一种意外、久违的欣喜。这种以展示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为出发点之一的影片，像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本来很容易走向理念大于故事、宣教大于艺术的概念化。而这部《阿佤山》叙事饱满绵密，画面优美壮丽，手法娴熟专业，立意深沉，境界悠远，是一部承担了电影多方面功能、经得起各种角度审视的佳作。

在这个历史节奏空前加快的时代，延续久远的文化环境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剧烈的变动。“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是当代文艺作品中常见的话语，意味着传统的崩坏，以及被传统所塑造的文化心理的苦痛与坚守。在或者形诸于族群大事、或者体现于生活细节的冲突中，新观念新事物固然展示了优越，可也时时表现出强蛮与无情；旧文化旧生活固然有着它的落后，但其中往往也蕴含着天理道义和生命的本真。这种无法简单裁断的状况让我们产生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种种体会和思考。对此进行表现呈示，就要照顾到时代与社会的多个侧面，以及思想意识中现实功利与人文关怀的不同层次、向度，《阿佤山》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这样的丰满立体。

生活在西南群山中、与世联系不多的佤族感受到外界的冲击，《阿佤山》中有一简一繁两轮表现。一次发生于作为森林勘探队长的年轻的男主角杨志达在阿佤山工作时，他赢得了女主角叶娜的倾心，而这两情相悦背后，是暗恋叶娜的岩块的酸楚与愤怒。另一次是作为房地产商的中年杨志达重返阿佤山要收购“镇邪”的红毛古树时，此后发生的故事是影片的主体。前段故事以倒叙相对简单地交代，但并不仅是一个三角恋情，其中蕴含有杨志达带来的山外文明气息对乡土姑娘的新鲜感与吸引力，这种新鲜感和吸引力轻易取代了当地的固有婚恋形态；岩块依据民俗对占有了叶娜的杨志达半途而废的惩罚，表层体现的是阿佤人的善良、厚道，深层上也可看作乡土文明对抗外来现代文明的力不从心。而在收购红毛树风波中，集中体现了商业法则与传统民俗、现实功利与理想信念、现代社会与山寨旧有生活之间的冲突。遭到老人尼腊拒绝的杨志达在利用与尼腊儿媳叶娜的旧情来开展说服之外，不但调动了政府力量予以施压，而且以给尼腊孙辈安排城里工作、资助上大学为交换条件。从中我们看到了作为现代工商业文明象征的房地产商杨志达的强大，以及尼腊要守卫“神树”信念的弱小。偏远地区的传统乡土生活如同被各方围剿的猎物，一步步走向妥协和就范。

也许现代观众对正直而执拗的尼腊在钦佩和同情中还有一些对“神树”这种“愚昧”观念的质疑，但杨志达因为其所开发的小区总出事故而需要移栽古树“镇邪”的动机，还有看似公平买卖背后违背卖方意愿的以强凌弱，又“文明”、“先进”在哪里？片中没有把尼腊和阿佤人塑造为保守自闭的形象，他们有着对大山外新生活的向往，最后也认识到阿佤人要永续发展，必须融进时代，但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绝非“进步战胜落后，开放战胜闭塞”那么简单，伴随其中的当事者的疼痛与无奈、古老文明中精义的失落被充分表现，带给了观众更为开阔的思考空间。

在人与人的冲突中，《阿佤山》还有一层更深的人文关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现代人来说甚至更为根本。大家原本都是从天地与山野之间走出，当今天我们置身于钢筋水泥的人造庞大丛林中，往往对大自然会抱以一种“万物之灵”的傲慢。当大自然只成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的索取与“改造”的对象、而不将其看成一个人类精气神的来源、必须和谐相处的对象，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达到目的的杨志达踌躇满志移植红毛树时，生活于树上的两条巨蟒的恐怖攻击是这种来自被破坏了的大自然的惩罚象征。影片中的杨志达经此一劫，心窍开悟，收敛了逐利心性，与阿佤山的山水、文化达成了认同与和谐；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比影片上表现得要更为复杂、严峻。当然，解答社会问题、指明现实出路并不是一部电影的任务，《阿佤山》就此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在汽车、吊车、摩托车与宁静山野的反复比照中引发了反思，已经功莫大焉。

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看，《阿佤山》的表现也为人称道。民族题材的作品不少沦入对奇风异俗的展览，把民族文化和边地风情当成满足主流文化猎奇心理的“他者”，看似浓墨重彩，实则未能探进深层，还隐含着一种对表现对象的不尊重，而且可能出现展现民族文化与剧情发展脱节，显得生硬、刻意。《阿佤山》中将木鼓、甩发舞等佤族传统文化表现得绚丽而雄浑，体现着热情奔放的生命力和接通历史的文化内涵，那是去除了不健康趣味的真正的野性之美；影片中阿佤山的景致开阔壮丽，苍莽的青山与洁净的湖水，漫无边际的茶园与风味独具的木楼，使人生出对这片大地上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由衷慨叹。它们随剧情而自然流溢、展开，与故事有机结合，为影片调节出张弛有度的节奏。对于边地民族的神秘文化，《阿佤山》也表现得分寸得当，既利用它们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又经过了筛选汰洗。对于不可或缺的佤族文化符号，片中将密林中层层叠叠的牛头骷髅与沉闷凝重的木鼓声搭配，透出一股洪荒、诡秘的氛围；而对于猎头、镖牛这些已被历史发展淘汰或有违人文准则的成分，影片则予以淡化（如佤族的镖牛习俗只以杨志达和岩块的几句对话来表现），避免了走向无原则的“东方奇情录”，这都表现出了创作者的精神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