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能走多远

谢轶群

 在1980年代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学者甘阳教授最近又成了热点，中山大学聘请其为该校新设立的博雅学院院长，大力推行通识教育。这个学院在甘阳的策划主持下，提倡跨学科精英教育模式，学生修习中西传统文明，开设《诗经》、拉丁语、古希腊诗学等课程，以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办学目标。这股久违的书香味和理想主义追求，一时搅动了已高度功利化、世俗化的高等教育界。

 坦率说，甘阳并不是我推崇的人，不管他在海内外有多高的名声，这个当前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不少思想言论在我看来几近愚昧和反动；但与之接触，他的为人处事风格绝不让人反感。去年11月底，还是香港大学研究员的甘阳与刘小枫等大腕应邀来云大参加一个关于通识教育和西方原典的学术活动，并在真善美书家与昆明几所高校的师生对谈。在真善美书家，刘小枫头天晚上白着眼睛歪着嘴巴胡侃一气，令人大为失望甚至厌憎，活动结束后只叫人遗憾当时出于礼貌没有狠加批驳；第二天晚上出场的既是新左派大哥之一甘阳，想必更加不着调靠谱，那时我还生猛，于是招呼了一干同仁，议定“倒甘”，只要他贩卖左货，则不留颜面、当即狙击。

那晚他的发言有点令人意外，既不是他早年的自由主义，也没有时下新左派的味道，倒像是一位中规中矩、态度“稳健”的官方人物。记得他在大家的激烈质疑声中，反复为给大陆教育状况露骨唱赞歌的杨振宁辩护；他说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趋势很好；他声称自己不主张教授治校，而主张校长治校……“倒甘”随之进行，昆工一学生首先坚决反对他对大陆教育状况的判断，接下来民大的魏航对他进行连珠炮发问，因态度激动而被主持人中途制止。甘阳一直保持着镇定，坚持自己的观点。然后我站起提问，就他所言“学术委员会在高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积极因素”，我说：“您好像很看得起学术委员会，可是学术委员会能有什么实质作用？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不也要学习XXXX吗……”听众一阵哄笑。看出来我来者不善，甘阳皱眉盯着我打断我的话：“你是学术委员会委员吗？你怎么知道学术委员学习不学习XXXX？”大家哄笑更甚。我提高了声音说：“学术委员会那是个搞具体业务的虚体机构，如果把大学交给学术委员会去管，那还要党的领导干什么？”听众热烈鼓掌，受了刁难的甘阳有些尴尬，虽不甘心，也未再就此辩驳。

那晚甘阳表现一般，不少话是欠考虑的。比如他主张的那个“校长治校”，理由是教授们的学科专业不同，各有各的利益，如把学校交由教授们治理，必造成扯皮低效，所以还是校长治校最好——这就好像校长没有自己的利益似的，可能扯皮低效和可能家长制独裁该选哪个？不过相比肥头大耳、态度倨傲的刘小枫，这个一口南方口音普通话的浙江人要亲切、随和得多，对学生有亲和力得多。虽然拿他当了一晚上靶子，他还是得到了我们的好感。散会后云大的陶伟老师做东，请他随我们到园西路火王烧烤店吃烧烤。那时园西路正在改造，我们搀扶着他小心地走过搭在街沟上的跳板。在烦人的机械轰鸣声中，甘阳坐在店内小凳上，一边继续与我们对话商讨，一边偶尔评价几句烧烤味道。他列举了杨振宁所做的几项不为人知的好事，加重语气指责“你们太不尊重科学家了！”又说我还保持着“古老的冷战思维”，我说我不是古老的冷战思维，而是比冷战思维更为古老的反封建思维。他愣了一下，又言语轻松地否定了我的“思维”：“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当时我感觉，人到中老年的甘阳已不是1980年代那个风头劲健的青年学人领袖，无疑现在他功成名就，生活优裕，热血消退，进而更多地认同现实。他那些充满新左派色彩和保守意识的社会构想——如“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类——早没有当年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时的冲击力；按这个理路，他对今天现实事务的介入，也不会离经叛道。他这些年来大力倡导“通识教育”，而不是显然更为重要的“公民教育”，既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可能也有生存技巧的因素。

 通识教育作为对高等教育技艺化而又学科壁垒森严的反拨，当然有其意义，但我还是怀疑他究竟能走多远。都知道通识比狭隘好，可是呼唤多年，通识教育始终在高校开展不起来，也是有其合理因由的。首先的重要一点似乎常被人忽略：现在人类知识总量极大，任何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乃至一个问题的相关知识成果都可以堆满一个图书馆，在真实发生过研究李白后期作品的学者不了解李白早期作品的情况下，要想“通识”，谈何容易？看甘阳的这个博雅学院，主干课基本属于人文学院，能打通中外文史哲殊已不易，还谈何兼及理工医农？众所周知，百科全书式通才只能存在于人类知识成果不丰富的阶段；当世博学大儒，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无非是在文史中打转，有“智慧的君王”之誉的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时数学的得分可是15分啊。

 另外，从媒体报道来看，甘阳个人的理念可能也会限制这个博雅学院通识教育的进行。在面对《广州日报》的提问“也有意见认为，中国高校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各个院系分割鲜明，是推行通识教育的一大阻碍”时，他的回答是：“对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不善于利用才会成为障碍。我倒认为，目前在中国高校推行改革，相当程度上更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很多事情没有行政力量还推动不了”，这如果不是逻辑幼稚混乱，也不是向有关方面示好，那还可理解为公开言说时的必要技巧；而他同样在答《广州日报》记者问时的言论：“至于很多人认为行政化干预了中国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我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高校来说，学术质量和水准问题比自由更重要。自由不重要，学问才是第一位的，脱离学问的泛自由没有什么意义”简直让人无从辩护：自由都没有，谈何真学问？作为一位教授、院长，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都不以为然，公然声称“自由不重要”，他推行的通识教育能走多远呢？终点站无非是清代的乾嘉学派那种了。

09年10月20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