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大学三位学子救人牺牲

   长江大学三名大学生为抢救坠江儿童而不幸遇难，其已被荆州方面“澄清”的幕后消息更让人震撼，江边船家的如下话语堪称丧尽天良：活人不救，只捞死人，白天捞一具尸体一万二，夜晚一万八；长江上哪天不死几个人？不死人，我们吃什么去？

    在现场英勇救起六名大学生的老年冬泳者事后说，学生溺水处离他们的船不过几米，只要他们伸过船桨，或扔一只救生圈，学生就都能生还。为了赚捞尸钱，就眼睁睁看着、并且盼着大活人在自己面前变成冰冷的尸体，这已不是网民们所怒骂的“畜生”，而简直就是魔鬼了，还不如直接去做抢劫杀人犯能让人接受一些。

    把别人的死亡当成牟取利益的商机，期待死亡多多发生，这样的行业其实历来存在，只是表现得一般没有荆州长江边的船家这样灭绝人性。在各地很多医院里，就有这么一群人，长期驻扎住院部，听到哪个病房传出撕心裂肺的哀哭，就立即兴奋地赶去，主人般地操办起丧仪相关事宜。我父亲的一位女同事，其父在病房刚咽气，就有几人跑来安慰几句后问遗体是否要换下衣服，哭泣中的家属当然点头，于是几个人也不征求家属意见，雷厉风行、三下两下就往遗体上套了一件满清时期那种印满乌龟壳状花纹的寿衣和寿帽，然后收取高额费用。故去的老人是县教委招生办原主任，女儿是中学英语教师，都是有文化的人，自然都会不满穿着这种古怪丑陋的服装走最后一程，但衣服已上身，不好再扒下来换过，家属又都在悲痛之中，也就这幅行头举行了遗体告别，推向了殡仪馆的火化炉。事后好长时间，这位女老师一提起其父的丧事，都对此遗憾并恼火不已。

    在我的祖父仙逝时，我也亲眼看到了这群人，他们如地下神兵般突然冒出。因为早知祖父极可能不起，家中已预备祖父一生穿惯的中山服一套备在床头。遗体移往太平间、太平间门前搭起雨棚以方便吊唁者之事，他们均不经委托，迅速介入，天经地义、手脚麻利地干完。因为没有当即给付报酬，兼之没做成寿衣生意，几个家伙气哼哼坐在太平间前。当天上午已有不少亲友来吊唁，中午安排饭食，这帮人大模大样过来问：“在哪里吃饭？”吃完后还一桌一桌地扫荡酒水。他们算什么人呢，吊唁宾客？我们什么时候认识过这路人？他们对遗体一个躬也没鞠；算丧仪服务工作者？那干完了那点活拿了高额报酬就该开路。他们什么也不是，就是吃死人饭的人，天天期待病房里传出别人亲人离世的痛哭，这也是三百六十行之一。

    不知道现在的中学政治教科书里还有没有我当年学到的内容，大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人人自私自利，开棺材铺的巴不得家家都死人，开玻璃店的巴不得天天下冰雹打破满街的窗户玻璃。很显然，其实这和社会制度没有太大关系，人都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生活在哪种社会制度、哪个时代、哪个地域的人，人性之恶是普遍而深刻地存在的。

    中国部分古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有人发现这对人性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认为人性本恶。救赎人性之恶，他们想到的首先是教化。教化的确对克服人性中自私、冷漠、残忍的一面能起到明显作用，荆州事件中舍己救人的是大学生，盼着人死好捞钱的是无文化的船夫，就可看做受过教育与否在素质上的鲜明区别。这种教化的成果甚至达到过相当的高度，按说医院和药店就是以他人的病灾为商机的，但中国有一副有名的医药行业对联：“但求世人皆无病，何妨架上药蒙尘”。

    然而，教化产生的自律是靠不住的，教化本身也是会出问题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批私字一闪念”，有点年纪的人多么熟悉这样的话啊，然而那是个多么狂暴、多么虚伪的时代；今天人性阴暗面的扩大，与那时“唯物主义”打破了传统上的诸多鬼神敬畏是有很大关系的。再想想上文说到的那个政治教科书，读过初中的人谁没学过呢？荆州船家得到丝毫教育了吗？而这些年医药行业的乱象，早和那幅高尚的对联相去十万八千里。人性中的恶属于精神范畴，教化和教育也是精神活动，人性的救赎，不能仅在精神世界进行。

二、钱学森逝世

    钱学森威望极高，尤其深受小粪青们的爱戴。曾发现两个叫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一说火烧圆明园，小粪青们必提八国联军；一说钱学森，则必称其在原子弹领域的贡献。实则火烧圆明园者为英法联军，钱老的主要贡献在航天，原子弹主要是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等之功。

    在向一位98岁仙去的老者致哀之余，还是觉得这是个有点邪门的人。早年拼死要从美国回来倒不奇怪，那年头这样做的知识分子不少，都认为新朝开国，中华振兴，归国的确出自爱国之情涌动，能料到回来后即成“改造”、“专政”对象的智者毕竟寥寥；1950年代论证亩产万斤粮也不奇怪，别说那年头文化人在强权下活得像条狗，叫你怎么叫你就得怎么叫，就是在今天，专家不一样在利益指挥棒下声称“房价高是因为中国人太有钱”、“长期上访的99%都是精神病”吗？其晚年热衷“人体科学”，为“气功大师”鼓与呼，多次要求中央支持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据说引起耀邦先生的厌烦，这也应理解：也许老人家智慧超群，真的超出了我等俗人的认识，掌握了超出时代的真理呢？

    在科技界，很少见到如此公一样毛左色彩鲜明的人。“回到祖国，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这样的话对钱老来说可不是在应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与北京四个哲学教授的一次谈话中，他曾经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差不多同期，国家发了他一个大奖，他却说不甚激动，因为最高兴的时候自己已经历过了——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之类一同被评为某种“优秀代表”之时。所以，老先生去世，乌网和毛网都哭得很伤心，呼吁为他举行国葬，也借机为自己的“信仰”大大张目一把。 其实，按照左粪的理论和逻辑，钱老先生也不过是一个被改造好了的、做到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前臭老九而已。

    在中国人里，在技术领域，他无疑是顶尖的专家，但显然不是爱因斯坦这样的量级。观看国庆阅兵时，想到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里那句：“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他之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柱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这样的话，钱老是怎么也说不出来的。从对我心智的启迪来说，同是近日辞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一直有着远超钱老的作用；而火箭之类，除了铁臂阿童木双腿喷火引起过我的童年遐想外，从来与我的精神世界无关。

三、歌手陈琳自杀

    看到这个消息先吃了一惊，以为是那个“我低头，向山沟”的原唱者，结果知道错了，那位叫程琳。

    这位陈琳也不陌生，“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也会哼几句。毕竟，程琳的《信天游》流行于大众文化还未充分发育的时期，有丰富民众文娱生活的意义，流行期又正好在我这代人的少年阶段，多一份温馨记忆，加之程琳与台籍曾经的风云人物侯某某的关系，这个人更不寻常一些。而陈琳成名于1993年，只是漫天大众文化星座里普通的一个了。

    所以就不知道媒体为何对此死炒活炒了。各大门户网站均搭了“女歌手陈琳自杀身亡”的专题，最新消息，博友追忆，情路坎坷，视频集锦，大事记之作品发行，大事记之所获殊荣，大事记之重要演出……这个规格一点不逊色于长江大学的烈士和科技界的泰斗。女性、歌星、自杀，这三大元素真的会令民众多么亢奋吗？媒体是否小瞧了今天的人们？这早不是那贫乏、单调、闭塞，所以大家容易大惊小怪的时代了。

10月31日到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