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与悲怆：那一代文化人的生命轨迹

 谢轶群

没有大师的时代，有的是对大师的追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懂得他们专业造诣的精深，后人津津乐道的，往往是他们留下的种种趣闻掌故，尤其是独立、傲岸、奇崛等在今天几成绝响的风范。

探究他们的成就，厚重而过于专业；挖掘他们的轶事，轻省而失之肤浅。当我们审视那一代的人生轨迹，可以看见在有史以来最为动荡的一个世纪里，那一个个文化生命在历史漩涡里的各种辉煌、尴尬、无奈和苦痛。

他们那一代，多诞生于晚清日落和新世纪的清晨。政治上，时局动荡、国势危殆，强化了他们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传统士人心态；文化上，体态佝偻的文明古国迎来新生的阵痛，西学东渐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和心灵——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多一份焦灼、困惑和希望。

于是，理想主义的情怀，民主主义的诉求，改良古老民族劣根的渴望，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以及特殊历史机缘造就的学贯中西又学贯新旧，铸成了那一代文化人让后人心仪的精神气质。

他们是精英一代，挺立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或者沐浴新文化之光。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主人，居高临下俯瞰着这片土地的古老和落后，以手中的笔或通过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引领民众，描画未来；或者沉潜于自己独特的精神领地，守护人文理想，一样处在社会金字塔的尖上，拥有着社会的尊敬和国家一定程度的呵护、保障。

从清王朝崩溃到中共建政，在那三十多年的政治与文化的纷争中，在难得的思想管制的缝隙里，那一代人建立了自己的赫赫功名。其中，有郭沫若对凤凰涅槃的呐喊，有巴金对旧式家庭礼教的控诉，有茅盾对社会经济的剖析，有艾青对祖国大地的真诚倾诉，有沈从文对湘西山野的诗情礼赞，也有梅兰芳对传统文化的惊艳呈现，还有齐白石、徐悲鸿画笔下饱含文化因子的生灵……

在多数人的欢呼和少数人的犹疑彷徨中，中国迎来了历史的大转折。一个以红色为最美丽颜色、以工农为最神圣称谓、以集体为唯一皈依的新的中国建立起来了，大多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党国春秋、抗战岁月与国共内争的那一代人，又要面对一个陌生的时代。他们生命体验与心路历程之丰富曲折，与他们辉煌的才华一样，堪称后无来者。

文化与文化人所受到的怀疑与警惕越来越明显，满腹才学一时沉默，桀骜不驯迅速收拢，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和特立独行的文人风骨逐渐被整齐划一的中山装掩藏。他们或者心悦诚服，或者惊恐不安，或者郁愤无奈。

 “劳工神圣”，1918年蔡元培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不会想到工农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失落。被自己当初的启蒙对象“改造”，乃至被“专政”，这样富于戏剧意味的颠倒，人生前后阶段精神理念与生活方式的判若霄壤，是这一代文化人物们独特的苦涩体验。

最具“狂飙精神”的郭沫若，诚惶诚恐于伟大领袖的只言片语，驯顺如羊；激烈控诉过家长制对人性摧残的巴金，对更大的束缚与压抑再不敢有丝毫抗争；精心构筑精神家园的沈从文，在经历了死亡般的恐惧后投身物质文化史，对文学和文学理想讳莫如深；热诚讴歌了新时代的老舍，笑颜一度依旧，但他将在1966年夏天的风暴中屈辱地死去……

（刊于2011年第1期《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