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把握与形象塑造

——简论黄玲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

        谢轶群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黄玲教授是一位在文学领域素养相当全面的人物。作为学者，她梳理云南女性文学史的专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和研究第一代彝族作家的专论《李乔评传》填补了两项学术空白；作为作家，她出版有长篇小说《孽红》，并在全国发表多部（篇）或诗情流溢、或简练爽利的中短篇小说。在纯文学创作之外，她还成功地涉足过通俗小说的写作。天性的沉静淡泊、生活的汰洗历练和多种写作方式的体验磨砺，使她近年来的写作越发流露出不紧不慢、不温不火的从容和成熟。

在黄玲那数量并不很多、质量却深可称道的小说作品中，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尤引人注目，在其新出版的小说集《四季流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中，《在假期飞翔》、《破茧成蝶》、《耍起》和《房子那些事儿》等篇目一定会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除去大学和文化蒙难的时代，因为作为文化枢纽的高校和作家们之间天然的精神联系，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一直脉流不断，上世纪上半叶便已产生沈从文的《八骏图》、钱钟书的《围城》等名作；如今，高校是一个在社会上话题重重的地方，供职于高校的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生活状态极富文学上开掘、书写的价值；因为大学扩招，又形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对高校题材充满亲和感的庞大读者群体。于是近年来，不断有这一题材的小说作品推出并引起反响，如张者的《桃李》、史生荣的《所谓教授》、葛红兵的《沙床》、梁晓声的《贵人》、南翔的《博士后》、阎连科的《风雅颂》等等。在这些繁盛而驳杂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黄玲的作品以其对高校题材的个性化把握、对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洞悉描摹，为时代夹缝中的卑微灵魂画像，隐晦流露道德判断和价值评价，显示出了自身特色和成就。

如何处理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对高校和栖身其间的知识分子们的生存状态持何情感基调，作家们在这一初始性问题上似乎取得了罕见的一致。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作家（包括身为高校教师的作家）按照“文化圣地，精神家园”的通行说法来设置作品氛围，基本没有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形象作为人物塑造目标的想法，小说中的高等学府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南辕北辙。对高校与高校知识分子的宏大、神圣、崇高、理想化的传统评价和社会印象在这些作品中全受否定、解构、嘲弄和不屑一顾。这里有作家们的观察和洞见，有文学立意创新性的动机，也有现实状况在真实性上对这一题材写作提出的新的、有力的要求。

在处理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上，沈从文的《八骏图》从文化和道德的角度，深刻揭示饱学的教授们在作为道德文明化身与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分裂；钱钟书的《围城》则从哲学的高度，以上帝般的目光居高临下审视这一群体生存状态的种种荒谬；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揭去高校和知识分子的华美外衣，裸露他们在这个时代被动或主动的腐朽堕落；阎连科的《风雅颂》则以近乎恶作剧的态度，以离奇的情节，“诋毁”和嘲弄高校知识分子……

黄玲同样没有简单幼稚地描画理想化的学府书香，大学校园内的浪漫气息和梦幻色彩于国家民族和作者个人都的确已属昨日，但她在面对这一题材时显出了和其他作家的微妙不同。她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从《在假期飞翔》、《破茧成蝶》、《耍起》到最新近完成的《房子那些事儿》，我们都看不到文化诠释和哲学观照的野心，这固然让其作品部分地失去在男性作家那里常要追求的厚重和深刻，形而上的意味不浓，但展示了不凡的写实功力，呈现了生活真实的质感。我们也看不到那种刻意的颠覆、肆意的嘲讽和令人窒息的一团漆黑，在史生荣、葛红兵和阎连科等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因为图书市场对其商业化写作的要求，我们感受最深的不是对高校现实的批判精神，而是一种对喜看“佛头着粪”不良社会趣味的迎合。和笔下人物一样，他们似乎同样没有真正的文化信仰和知识分子操守——如果不是对高校和知识分子“爱之深、责之切”的话。

黄玲处理这一题材，失望悲凉的冷色之中又约略散发出一定的暖意，或曰暖意在冷色围裹中微弱隐现，这是黄玲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基调。《在假期飞翔》中，某师专人、事总体庸俗不堪，而副系主任江河的刚硬正直和学员于小兰的质朴上进，以及苏菲的青春气息，乃至油气的潘强在关键时刻的担当，让作品免于污浊展览和对高校的“恶意”态度；《破茧成蝶》和《耍起》中，胡东海的系列遭遇还原了大学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卑微无力，但在情节设置上没有走向耸人听闻和庸俗低级，我们看到，与胡东海离婚的同为高校教师的妻子并未因金钱诱惑而出轨，胡东海考博成功全靠自身努力和导师的识才而不是成绩外因素，他和利用自己的女老板未发生部分读者期待的香艳故事，校长谢国庆和处长张月在干练中仍有老同学的人情味……而在别的作家那里，这些太容易设置极富刺激性的情节了。

这样的基调把握和情节设置，反映了黄玲作为高校中人面对现实的纠结而又健康的态度：在批判中有着一定的“同情之理解”，同情的理解又不至于走向对现实的认同。几年前初读《在假期飞翔》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小说可归入“新写实”一类，即对生活只呈现其现象、状态，放弃道德评判，不赋予生活各个侧面或正或反的“意义”；这次重读，体会到了作者漠然背后的温度，对残存的美好作者是珍惜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珍惜残存的美好，又不回避这美好在现实中的脆弱。将这种内心奔突表现得如此平静流利，很能体现一个小说家的功力。

黄玲以平静淡然、见怪不怪的笔调讲述高校环境的污浊，以及知识分子因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的失落而表现出的低俗卑微，阅读中我们隐约感受到有两个作者，一个身在其外，冷眼打量，平静展露，一个身在其中，感同身受，无奈而压抑。作者和自己所书写的生活、人物、场景、氛围等的关系也是微妙的，既需要深切的情感体验、投入，保证叙事的饱满；又需要有一个适当的距离，能够冷静地以更为开阔的眼光、学识和创作目的让一己体验化为更为深广的作品内涵。否则，不是缺乏生活支撑的概念化，就是深陷其中的境界狭隘。黄玲的生活积累和知性气质让她精到地处理了这种内外关系，随脚出入笔下营构的艺术世界。第一遍读，读到的是洗练流畅的故事；重读再读，读到的是背后的伤神与忧患。

曾经流行过的“新写实”主张也许是现实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抹新意，然而深入一想，“原生态”的故事和人物何劳作家呈现？谁不是生活在你要“呈现”的现实之中？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文学若“等于”生活就失去了文学的价值；并且，富兰克林有言：“事实是一只袋子，你不往里面放一些东西，它就立不起来。”作家在组构小说时，各种评判和取向是不能放弃、也放弃不了的。

作为教授，黄玲对自己安身立命的高校的情愫不可能是割舍得断的，对文化和知识分子也是难以完全抱绝望态度的，对生活更不是如她部分作品表面上表现的那样漠然萧索、不以为意的。2008年，她在《民族文学》发表了散文《从故乡启程》，这是一篇气韵浑茫、音调铿锵、温馨而雄浑的奇文，动人心魄地展现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在这样的心性信念下，书写高校的面目全非，高校知识分子在强大现实中的卑微庸俗，在隐藏于画外音之外的批判中，也时时能读出一种标志着一个作家成熟的自嘲和自伤。

黄玲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人物，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夹缝中。所谓社会转型，官方话语中是指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实际上，这种转型也应理解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即“士”——的地位和价值不容置疑，学府——传播儒家文明的“书院”、“学堂”之类——同样是神圣之地。虽然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价值观，以及“书中自有”的三句自信判断，都赋予了读书人和教育工作者莫大的自豪和高度的自尊。知识分子由此具有厚实的心态、坚定的信念，以及至少具备基本尊严的生活。《儒林外史》和《孔乙己》所描绘的，大多只是读书人中的不成功者的生存状态。而当传统的儒家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文教界的运行根基、形式、目的，文教人士的工作和生活就会发生改变。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个著名的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代表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指既厌弃自己出身的贵族，又融不进普通民众阶层，而成为两边都无法皈依的“多余”者。转型期的高校知识分子有些与之相似，社会转型期其实就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夹缝，在这夹缝里，高校知识分子既丧失了传统上的道德优势、地位优势和主流价值观支撑，又未获得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建立在契约下义务与权利对等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文化的神圣感和职业的优越心理仍然惯性存在，却已经没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现代社会分工下“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已成事实，却又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心理归属——高校知识分子由此成为时代夹缝中的卑微灵魂。

在黄玲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胡东海这一形象是最为醒目的，这位《破茧成蝶》和《耍起》两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可谓集中地体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的夹缝化生存。胡东海从自己大学毕业到儿子考上大学的生活过程，基本涵盖了从改革开放至今一个高校教师可能经历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分配，调动，下海，考博，评职称，竞聘干部……时代的每一波潮流都裹卷过他，琐屑的现实事务完全淹没了这个本应在文化上有所创造的大学教师。在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胡东海有学术生活和学术追求，他的教学只以善于八卦而得到学生喜爱，他的考博不过是自尊受损的报复和骑虎难下，他的岗位来自上级的关照，他的评职称类似于权力斗争。除此之外更多的，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对付现实生活的消耗和磨损。一个本来颇具才华的大学教师，在无奈而疲倦地挣扎了近二十年后，人生的最大收获也不过是儿子的成熟懂事。作者流畅的叙述中，在胡东海身上，展现的是高校知识分子们备受折腾的残酷、冰冷的人生。

胡东海这个人物是一个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他的文教事业初受挫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后毁于市场经济下高校里污浊世俗的环境；他企图投入时代，尝试过经商，也参加过干部竞聘，但骨子里的书生意气又让他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周旋，他拉不下面子求人为妻子办调动，出于自尊拒绝女老板的求欢，不懂得与新单位的顶头上司搞好关系。两部中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他在时代的夹缝里处处碰壁、不断受辱，博士学位与副教授职业多数时候没有照亮他的生活，反而成为现实际遇的无情反讽。

作者最后为胡东海设计的心灵归宿是儿子。在这个暖色调的结尾中，实际上无声宣告了高校知识分子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的幻灭：今天已无文化、教育的追求和事业可言，在育儿乐趣和家庭温暖中得到最终慰藉，与无数普通人毫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黄玲没有以同情的笔调把胡东海塑造为一个满腹学问、怀才不遇的社会不公受害者。平静的叙述表明这绝非特例，而是司空见惯、俯拾皆是、不足以激发人的情感反应的普遍现象；同时作者一样描绘了胡东海的虚荣、浅薄、抠门和小心眼，她并不认为大学教师、文学博士就不是凡夫俗子——胡东海既有被现实扭曲、俗化的悲哀，同时他本身具备的出类拔萃的素质本就不多，跌跌撞撞走通体制内的学位与职衔晋级之路，与文化人格的提升、完善可能并不相关。

在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系列里，胡东海集中了“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的各种遭际和特征，不管是根据传统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哲学典型观，还是“富于魅力的性格”的审美典型观，这个形象都堪称一个闪光的典型。

这种时代夹缝里的卑微灵魂，同样表现在极富时代气息的《房子那些事儿》里。南方大学的教师们平日大多保持着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雅和一定的脱俗，但在住房这种本时代最大的现实利益下，纷纷把持不住。赵远志教授在疯涨的房价前后悔当初的廉价转让，公然毁约，不惜违背道德以要对簿公堂索回差价；陈燕妮老师与朋友口头约定了较低转让费后心有不甘，硬着头皮红着脸撒谎找由头又要回了房子；刘雯雯博士开始淡定超脱，表示不要房子而要享受生活，而当看到同事在分房中获得莫大利益后逐渐动摇，到后来骂自己“真傻”；洪光士教授在选房时一反平时的仙风道骨，挑了个与领导为邻的单元，因为他考虑到“和领导住一起将来维修方便”……

用小说中陈燕妮的话说：“房子的事就像个大漩涡似的，一站到边上就头晕，身不由己就被卷进去了。”房子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大学里教授、博士们的卑微。贫薄的精神底子抗不过现实的诱惑，现实的诱惑轻易击穿了精神乃至道德的障壁。在商业时代现实和精神的夹缝里，一套房子即刻让高校知识分子的清高抖落，露出小市民为利益而盘算计较、你争我抢、动辄得失的本来面目。

人物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中的，黄玲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从《在假期飞翔》、《破茧成蝶》、《耍起》到《房子那些事儿》，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景物描写（作者较早一些的作品表明她是很善于诗意化的景物描写的），琐屑低俗的现实人事完全塞满了这些人物的精神空间，他们的心灵已失去了感受蓝天白云、春花秋月、雨水雾霭这些能够抚平人类精神创伤的自然景物的能力。有社会环境而无自然环境，作品中的这种安排暗示出高校知识分子们更深层次的悲哀。

因为作者深知，高校知识分子在这时代拥有的不过是一颗被现实挤压、扭曲的卑微灵魂，所以她在描述笔下的人物时，对相对正面的人物也从不流露尊崇，同时也不过度挖苦他们的尴尬（比如《在假期飞翔》中的系副主任江河）；对那些高校阴暗面的造成者，显露他们的龌龊，不过也不进行刻意的丑化（如《耍起》中的文学院长柳梦川）。这种人物塑造让人读出了作者的悲悯，用周作人误会鲁迅而与之绝交时的话说，就是：“大家都是可怜的人。”王卫平、鲁美妍在《新世纪高校题材创作的得失》（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小说情节的庸俗化和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符号化等是当前高校题材小说创作中突出的问题。黄玲以她丰厚的生活积累、精妙准确的选材、举重若轻的娴熟技法、淡然而带有温度的题材把握方式以及血肉丰满、概括力极强的人物塑造，远离了这些常见缺陷，显示了作者在敏锐、孤清背后的温厚、通达、豁然及洞悉人生、社会的智慧。

2011年10月

 黄玲教授在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