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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高于一切”吗?

谢轶群

 

也许是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焦躁,也许是物质丰富后的精神空虚,也许是对生命可贵性认识的偏差,近些年来,不尊重生命、草率结束自己生命或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恶性事件屡屡见诸报端,于是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声音不断语重心长地响起,有的省份(如云南)还把“生命教育”作为所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

 

就此,著名作家周国平说:“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爱好在微博上发布人生格言的知名房产商任志强说:“除了生命,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割舍的。”在汶川地震期间因避险教育得当、无一名学生伤亡而被称为“最牛校长”的四川安县某中学校长叶志平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而在某省推行的大中小学“三生教育” (生命、生活、生存教育)中,“对待生命的首要原则就是珍爱生命”、“生命是不可逆转的,失去了就不会再来”等谆谆告诫在教案、课堂里更层出不穷。

 

我当然无意贬低生命的可贵,绝不敢宣扬任何一种生命无足轻重,不至于落到古人“人命关天”的认识之后去;但是,在“生命高于一切”的反复强调中,古今中外先贤志士的另一些突出的价值取向似乎被遮蔽和遗忘了。在纷纭的社会生活和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基本价值观上和需要做出重大抉择时,生命的确重于泰山,但未必真的总是重于“一切”。

 

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中,“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品德崇高的典型表现,也是对一个人的操守气节的基本要求,曾激励过无数铮铮之士。在这里,生命显然不是被摆到至高重要位置的。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他那首千古传颂的《自由与爱情》中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更为具体地认为,生命并不高于爱情,更不高于自由;若要抉择,生命居后。

 

可以说孔孟之道迂阔虚伪,也可以说裴多菲充满“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那么来看看革命先烈是怎么认识生命的价值的。夏明翰烈士在就义前赋诗一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在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面前,当年多少烈士毫不犹豫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倘若“生命高于一切”,岂不要写作“管它主义真不真,不砍头才最要紧”?“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岂不全成了“不珍爱生命”?

 

目光离开这些风骨劲健的名人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凡夫俗子,也常会使用“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苟活人世”等语词来鄙薄在特定情况下对生命的过度贪恋态度;即便小孩,也会在游戏中骂胆小的伙伴是“怕死鬼”。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其实历来是有多方面认识的,并不是任何时候一心求活就值得肯定、鼓励,“珍爱生命”是一个不可偏于一端、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

 

    “蝼蚁尚且贪生”,对生命的珍爱,其实不过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原本不需要对此反复教导训诫;在社会上出现某些随意漠视生命的极端现象下,开展“生命教育”当然是需要的,但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牺牲、殉道、骨气、舍身抗争等精神价值和英雄主义境界被贬低、抛弃、遗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超越于动物性的存活欲望,如果生命高于包括尊严、原则、信念、理想在内的“一切”,人在相当程度上就失去了那份万物之灵的高贵,一个民族也就失去了血性,强权强力就可以在普遍的逆来顺受中无往而不胜。人类历史长河中多少激动人心的壮烈事件,多少光耀千古的浩然之气,多少高昂不屈的头颅,正在勇于不把一己生命过于看重。这些事迹和人物,成为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人生楷模。“生命高于一切”这个明快、雄辩、堂皇的判断,在发挥其正面意义的同时,也很容易导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麻木的人生态度,只会让英雄的祖先失望于后人的窝囊和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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